以往大家关心的是建立合作社到紫砂厂的过程。我觉得，它的前生来历也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二。历史以来蜀山南街是紫砂窑户的集中地。窑户就是负责紫砂整个生产，从组织坯件到拼合在龙窑烧成并销售的“作坊主”。蜀山山的西脚可建龙窑，龙窑为窑主私有，由他负责组织窑户合起来烧成，并收“窑清”（即烧成成本及租金），除蜀山以外还有潜洛也为产地，窑户负责收集的坯件大部分是农村田头茶店用的粗货，主要由周围上袁，中袁，潜洛一带农民在农闲时制作，也有一小部分技艺较高的专业制坯人，他们或被雇在窑户家里做坯或买坯件。

行业管理：解放以前一直有“紫砂同业公会”管理，是松散式的，解放以后大约是1951年—1955年紫砂有了“紫砂联合营业处”，是政府派来管理销售的，凡窑户出售紫砂产品，都要在此开票，交税，不负责生产等其他。

1954年国家开展了“手工业者合作化运动”。紫砂行业中.其成分有资本家即工商户，有小手业户,合作化把小手工业成分的组织起来,当时小手工业者们所有资金根本不够单独装烧的费用。

宜兴县手工联社就想到了个办法,当时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瓮头生意特好，由他们支援资金来支持生产资金的不足,因此定名为“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生产工场”,当时由顾景舟等人提出蜀山工场把紫砂名头丢掉不好,后来就改了“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蜀山紫砂工场”,当时的中心点在南街原“紫砂同业公所”里，在现在同业公所地址的对面靠山下的三间头，现已不存。工场主要是在.公所前面沿街的一片房子内,当时汤渡陶业社派来的管理人员有.吴鼎新、李井泉、许小鹤,办公地方在公所斜对面原周志丰的厂房内。一开始陶业公所里为朱可心、顾景舟、蒋蓉、任淦庭的工作场所，中间有一个平柜放了紫砂陈列品，算是陈列室。记得春天里刘海粟来参观时在天井里，书画了十几把徐汉棠做的茄段茶壶。后来又把陈列室设在南街蜀山大桥附近的上街，丁品荣家的二开间门面房内，顾景舟曾住在楼上。期间还大张旗鼓准备接待最上层领导晚上要来参观，准备几盏汽油灯，大家忙了一阵，后来才知道是毛主席不在川埠兵营住宿，直接到浙江去了，故没有来，我们失去了见到毛主席的机会。

△左为任淦庭

△青年徐秀棠与师父任淦庭

△任淦庭师生合影

前排右起第一时：冯希雅

中排右起依次：张赦棠、邵新和、咸仲英、任淦庭夫妇、徐秀棠等

后排右起第一：曹婉芬等

记得1955年2月下旬我曾到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去，为我师父任先生出席江苏省政治协商会议的介绍信，找了王春生场长，不久他就调来蜀山当了紫砂生产工场的场长，住在南街大夹弄周志禄家的侧楼里。这一时间蜀山陶业生产社的办公地点在娘娘庙里，我曾去财会处领发我们的刻字组陶刻的计件工资。

后来紫砂工场离开汤渡陶业社，归属蜀山陶业生产社。蜀陶社下面还有前墅工场，办公地点搬到了潘家祠堂里了。我与邵玉彬、鲍国勋曾住在进门左边的一间里。

△ 任淦庭师徒合影

1955年4月任先生收了咸仲英为徒后又有了冯希雅为徒弟，10月份紫砂工艺学习班招收了制坯方面的学徒，四个班，分别由朱可心、顾景舟、吴云根、王寅春带徒，还有釉炉间，由郁洪庚辅导教上釉，彩釉，这时称师父为辅导。

1955年1月到年底紫砂行业的生产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蜀山陶业社紫砂工场，一个还是紫砂联营处的紫砂工商业户，因二方都没有经济实力单方面一次烧一整条窑，两家合起来同烧一条龙窑，叫“品胜窑”。轮流交换装烧龙窑的上半段与下半段。

1955年下半年国家对私改造，紫砂工商业组织起来没有建立公私合营工厂的资金实力，故上级研究把工商户并入了紫砂工场。砂货方面的工商户：就建立了“合新陶瓷厂”没有并入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紫砂有了气色，本想在蜀山南街规划发展，听说准备造桥，但山下没有地盘可用，上级决定在现紫砂厂址的田中新建厂房，记得我曾与顾辅导在田中拉转盘皮尺量过地基。1957年新厂房落成就开始搬厂了，我们工艺班的徒工，原来男的多住在潘家祠堂里，女的住在毛允明（毛老五）家中。晚上借东坡小学教室上课学习。宜兴县政府特派来了政治教师许作甫，美术、语文老师吴汝连。有了新厂房就多搬进新区，包括男女学徒的宿舍。实际上蜀山陶业社在后来的发展中，其工人多往紫砂行业合并。紫砂合作社把生产罐头的称为了二车间，后又把做罐头的学做茶壶、花盆。实际上，蜀山陶业生产合作社就是紫砂厂的前身。

我对开始时的情况了解不多，只是后来1975年陈中选书记到紫砂厂后，扩大了研究室，这一段时间紫砂研究室由朱可心、顾景舟、蒋蓉、徐汉棠、汪寅仙、吕尧臣、何道洪、沈遽华、鲍仲梅、储立之，徒弟有吴群祥、徐维明、江建翔、刘建平、高建芳、葛陶中、李慧芳、赵洪生、李正华、赵盘根及本人，这一时期是国家想通过工艺美术品换外汇的时期。研究室集体创作了不少作品，如：嵌银丝、鱼型文具、银葵壶、青铜泥浆、注浆雕塑等新工艺，新作品，参加广交会及各种展览，现在回忆这是集体创作发挥的优势。

△ 在紫砂厂研究所时创作作品

1958年，国家轻工业部举办民间雕塑研究班，宜兴紫砂工艺厂分到了一个名额，大家立刻想到了我这个“任淦庭像”的作者。

△ 任淦庭胸像（徐秀棠处女作）

我是带了被头铺盖去北京西郊白堆子的中央工艺美院报到的，去了不久就帮助搬校至东郊朝阳门外现在的校址，参加学习的雕塑学员有来自广东石湾的、山东淄博的、江西景德镇的瓷塑，无锡的泥塑，浙江的黄杨木雕，苏州的硬木雕、广东的软木塞主体浮雕等。给研究班上课的老师是绝对最高水平，讲雕塑史时有刘开渠、滑田友等教授；讲雕塑近代史的最年轻的王鸿文，是在苏联雕塑家克林图夫为中国专办的训练班的学生之一，授课的还有工艺美院的雷奎元、吴劳以及院长张仃。除听教授上课外，还参观了北京的特种工艺行业，如象牙雕刻、玉石雕刻、景泰蓝、绒卷纸花等，并见识了各地陶瓷雕塑的捏塑方法与修理工具。我是学习班上最小的一个，雕塑虽没受过训练，但在学业布置的过程中多有出色的成绩，被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局的局长安性存（女）及工艺美术处何处长看中，在两个月的研究班结业后，把我送到学院“泥人张”工作室学徒。

紫砂厂雕塑的开始应该从五七年说起,新车间5排房子刚造好时,工人未搬去时，我曾到朝南一排中间的一间去看望由宜兴县领导直接指名调来的徐舍做菩萨的蒋金汝老艺人,主要是想发展紫砂雕塑(后知徐舍的蒋小雲被无锡惠山泥厂请去,另一个蒋金奎派到丁山建筑社后调西庄社)。新厂房的墙脚到厂房地面有大半个人高,蒋师傅就住在里面，一个人烧了吃,创作些菩萨雕塑。

1958年大跃进、我去北京"民间雕塑研究班"了，后来知道丁蜀镇委李德超书记想了个最先进赶超办法，选派,朱复、法滌寰、盛炳强三人去广东石湾学习作雕塑，派高海庚、许成权、王小龙到湖南澧陵去学做“龙船”,“披纱姑娘”。另外厂里由吴汝涟、文井、蒋金汝负责组建了雕塑组，学徒大部分是宜兴城区及和桥招来的,不能创作，就买无锡惠山泥人厂的石膏像包括“毛主席像”拿来翻模、注浆生产。质量太差，根本没有市场，浪费资源。

△青年徐秀棠（后排右一）与同事合影

当时浮夸之风、没有经济效益，派出去回来的只有朱复到雕塑车间。其他一个做厂医一个到成品仓库，1958年时宜兴另立了“西氿紫砂厂”，雕塑组的文井和一些学徒工人被调了去,还有些是农村来的又按当时的政策回了农村,吴汝连也调到中学去当老师了。我从北京回来时在雕塑组不久，雕塑组撤销，我与剩下的又回到了刻字车间。1959年我曾为民族文化宫创作了一件一米多高的蒙古族二人摔跤的雕塑，记得烧成是还在南街釉炉窑改建后单独烧成的。（由于这件雕塑在省里的影响，1960年才被调到南京参加淮海战役纪念碑雕塑创作的。）

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生，张祥水，葛云霆分配到紫砂厂，这时没有雕塑组就在我所在刻字组做雕塑创作，不久二人参加社教在句容，结束后一个去南京艺术学院任教，一个到上海电影制片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段时间，做“毛主席像”特别时髦，我在厂里并外出杭州镇江，带了一帮同事做毛主席像及收租院，陶瓷公司也组织了几个单位的雕塑人员，毛龙汲、吴克强、夏春曦等创作陶瓷雕塑“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及陶制“毛主席像”（三米高的主席像在丁山电影院及陶瓷公司礼堂放着，其间我还与吕尧臣等在厂里做了一尊三米高的“毛主席去安源像”，生产时就在圆窑里做坯，单独专窑烧成，后被周边一个单位请去了。（主席像不能说卖，只能讲请）

1974、1975年，国家要外汇，大力发展工艺美术，我在研究室时创作了“西游记”、“萧翼赚兰亭”、“煮酒论英雄”等在广交会上有了订货，这样就扩大了雕塑的生产人员，重新组建了雕塑组并生产象形餐具、青铜器雕塑等产品。为了方便管理这一段时间厂里组建“雕刻研车间”（即雕塑、刻字、研究室三个组），我任主任。

△《东坡居士像》

从另一角度讲，紫砂雕塑的创作的始起，1954年上半年，紫砂联营处接待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老师张世春，来搞紫砂雕塑。这时我初中还没毕业，因有所爱好，特别关心，曾看到了他所作三十公分高的“武松打虎”等紫砂雕塑造型。

1955年,中央工艺美院的高庄教授带了波兰留学生叶亚宁来实习,工作室在陶业公所里这时已是陶业社,这个留学生与蒋蓉一起住在顾彩霞家中，母亲是烈士。留学生见到在南街乞讨的戴了雨帽的妇女，一只手带着儿子，一只手挽着破篮，篮里面放二只破碗，她把这组形象塑了出来，高教授见到很严肃的教训她这不是新中国的社会本质、指令她要弃掉，当时我再现场目睹了这个场景。

1956年中央美院江丰院长，对紫砂陶作大型雕塑很有见解与兴趣。因此派雕塑系的,刚要毕业生冯河、孙善宽、刘志福三人来搞大型雕塑制作、烧造、带来了一米多高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半身石膏像，其间还帮我们上课，由于紫砂龙窑无法解决烧成质量问题,烧成后色彩不能统一，效果不够理想。

△徐秀棠（左三）与雕塑家时宜（左一）、马师傅（左二）、吴如林（左四）、张得蒂（右三）、冯河（右二）、赵瑞英（右一）

不久上海的雕塑家伍士伟，又来制作更大型的，准备安置在上海虹口公园内的“宋庆龄大型坐像”，龙窑的窑门进不去只能转到西庄社区试制烧成。到1977年，江丰院长被定为右派，四人帮被打倒他复职后中央美院又派冯河、张得蒂、赵瑞英、时宜，还有一个翻模的刘师傅,他们几个在紫砂厂创作了不少中小型紫砂雕塑如张得蒂的“小达娃”、“爱丝米拉达”等一批作品大多为五十公分到八十公分左右高度。

1980年后，中央工艺美院的张錩教授,南京艺术学院老师张祥水、陈桂轮、袁雍崇等多带学生到紫砂厂做过紫砂雕塑。

△仿紫金庵罗汉像

其实创作除个人能力、水平外，离不开国家社会层面的大环境，我们是在生产单位里的，与学术单位创作不是一回事，拿了工厂的工资要为单位创造经济效益，故我在当时注意：作品一定要政治上过关，专业认可，买方要接受。所以我养成了“深怕别人不知道”的创作心态。从创作开始就要考虑到翻模、生产、一整套工艺生产过程及受众等一连串问题。所以是个工艺美术创作者，比不了纯艺术家门的创作自由。如今我还在不断地思考学习，争取在发展道路上有所前进提高。

△作品《灵豹壶》

△《 煮酒论英雄》

△徐秀棠（右二）与高海庚（右一）、顾景舟（左二）合影

以前我曾提出过“对紫砂理论体系的思考”的文章，研究紫砂要分调理来论述，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其实对一个行业来说他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国家经济兴衰与政策。企业的形式一定会跟着政策的修改而变化,至于艺术创作的发展也与意识形态的开放与消费经济的忍受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们是紫砂厂里培养出来的一个有大师职称的人，七十周年之际应当回忆往事不忘初心,做一个对得起由紫砂而得名由紫砂而得利的“紫砂行业”。